林安是被窗外熹微的晨光唤醒的。

她在尹东生安排的临时宿舍里睡了大约四个小时，谈不上充足。虽然身体深处的疲惫依然挥之不去，但昨夜那场与杜聿明的对话，尤其是最后那番石破天惊的点拨，却让她的精神异常清明，甚至带着一丝亢奋。

她迅速起身，用冷水洗了把脸，换上干净的军服，对着镜子整理军容时，看到的是一张略显苍白但眼神锐利如常的脸。没有时间感慨，她已经听到了门外勤务兵等候的声音。

推开门，尹东生早已等候在那里，脸上带着惯常的温和笑容，但眼神中多了几分郑重。“小林，休息得怎么样？给你准备了一间小会议室，暂时作为你的专案办公室，已经让警卫连在外面警戒了，绝对安全。”

“辛苦尹大哥了。”林安点点头，随着他穿过清晨司令部略显安静的走廊。

所谓的专案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一张大会议桌放在中央，墙上挂着中缅印战区的作战地图，角落里放着几只带锁的文件柜，一部加密电话已经接好。桌上整齐地堆放着第一批调集来的文件，主要是新39师的一些人事档案和常规报告。

“这是首批文件，更详细的账目和物资记录还在整理，下午应该能送来。”尹东生介绍道，“赵参谋长特意交代，凡是你需要的，只要司令部权限能及，一律绿灯。”

“多谢。”林安走到桌后坐下，指尖划过冰凉的桌面，“替我谢谢赵参谋长。”

正说着，科特兹少校也到了，军容严整，看起来精神恢复得不错。“Colonel Lin, reporting for duty.”

“少校，早上好。”林安示意他坐下，“我们的工作马上开始。初步目标，一是核实围绕官全斌师长指控的具体事实；二是，以此为起点，对新39师的美援物资接收、管理、分发流程进行审计；第三，即使要查案，委员会的基本工作也不能丢下，请你命令上士——”

“柯蒂斯。”科特兹少校提醒道。

“上士柯蒂斯，带二十名中国士兵去加尔各答港口维持秩序。”林安说，“另外，请你帮我接新七军联络组，尽快把沈美英叫到电话线上。”

林安翻看着新39师的记录，只能说，记录不是很全面，可以用错漏来解释，也可以暗示其中有贪腐。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只能任人解读。

“沈少校在电话线上了。”科特兹敲门说。

“谢谢。”林安回答，又觉得让科特兹传话有些大材小用了，她说，“这些事以后叫卫兵做就可以。”

接通之后，林安与沈少校寒暄后就直入主题，问她是如何发现空额的。沈少校说，是联络组的美军少尉告诉自己的，同时她在连队操演的时候也点了人数，确实不足。林安又问知不知道对不上数的步枪去了哪里，沈美英回答不知道，但她说，“几十支步枪不容易夹带，如果要出去，应该是从营队的汽车出去。”林安嗯了一声，又问除了步枪缺额她还有没有发现其他问题。沈美英很痛快地说，那可多了。空额显而易见，那么粮草和被服都可以吃，还有军饷，至于去了哪里，只有军需和军械处才知道了。

“好。谢谢你，我问完了。请你接余军长。”余军长很快接上了电话。

林安说她是奉杜总司令的命令调查官全斌贪污案，现在需要把新39师军需处和军械处的处长副处长都叫道列多问话，并请余军长派得力人手把师部和下面三个团部的仓库都看守起来，师驻地不许进出。

余韶在电话那头沉默了数十秒，叹息了一声，轻声问，“杜司令官还是准备放弃官全斌……”

“只是调查。”林安打断了他。

“好。”余韶没有再说什么，“我会配合。”

他顿了顿，还是说，“空额问题由来已久，林上校，你毕竟比较年轻，希望你能全面地看待国军的固有问题。”

“我知道的。”林安面无表情地说。

翌日上午九时整。

驻印军司令部内一间被临时征用的小会议室，此刻已布置成一个简易却不失严肃的审讯场所。房间中央只放着一张长条桌和几把硬木椅子。窗户紧闭，窗帘拉拢，只靠着头顶一盏发出稳定光线的白炽灯照明。空气略显沉闷，带着烟草和旧文件混合的味道。

林安端坐于长桌一端的主位，身着笔挺的夏季军服，领上的上校军衔在灯下反着微光。她面前摊开着几份文件——官全斌的人事档案摘要、CBI方面转来的语焉不详的指控、以及王定坤发回的电报抄件。她的表情平静无波，如同即将进行一场常规的军事汇报。

在她右手边稍远的位置，科特兹少校也正襟危坐。他面前放着一个全新的笔记本和一支钢笔，目光专注，严格遵守着林安之前的要求——只观察，不发言，记录程序、问题与回答。一个年轻的华人书记官则坐在房间不起眼的角落，准备记录。

门被推开，两名持枪的宪兵押着一个身穿将官常服、但并未佩戴军衔领章和帽徽的中年军人走了进来。正是新39师师长，官全斌少将。

官全斌看起来比之前在机场时略微整洁了一些，但眉宇间的颓丧、焦虑与不甘却更加明显。他下巴上冒出了青黑的胡茬，眼袋浮肿，眼神复杂地扫过室内。当看到主位上坐着是把他带回印度的女上校，而旁边还有一个美国少校在场时，他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闪过一丝屈辱和不易察觉的轻慢。

“官全斌师长，” 宪兵将他带到桌子对面的椅子前，林安开口了，“奉驻印军总司令杜聿明将军命令，成立专案调查组，对美方CBI司令部此前向你提出的涉嫌贪墨军用物资等指控，进行调查。我是本次调查组负责人，林安上校。这位是盟军美方观察员，科特兹少校。”

她没有给官全斌倚老卖老或抱怨程序的机会，直接切入主题：“现在，请你就美方提出的主要指控，即你在担任新39师师长期间，存在利用职权侵吞、倒卖包括燃油、轮胎、武器弹药在内的美援军用物资行为，做出说明。”

官全斌深吸了一口气，似乎想努力维持住一位高级将领的尊严。他挺了挺胸膛，声音带着压抑的愤怒：“报告林上校！这完全是诬蔑！是栽赃陷害！是美方某些人，对我、对我们中国军队的蓄意打压！”

“哦？”林安不置可否，轻轻敲了敲桌上的文件，“那么，对于新39师后勤仓库记录中，多批次美援轮胎、汽油的出入库数据混乱，账实长期不符的情况，你作何解释？”

“战时后勤，千头万绪！尤其是在印度这种地方，运输困难，交接混乱，美方自己的补给系统也经常出错！”官全斌立刻反驳，“新39师摊子那么大，下面那么多部队嗷嗷待哺，偶尔出现一些记录疏漏、或者为了应急先斩后奏的情况，在所难免！这怎么能算贪污？简直是欲加之罪！”

“那么，关于加尔各答港方面反映，你师接收的部分车辆存在异常磨损，甚至疑似有零部件被替换……”

“一派胡言！”官全斌猛地一拍桌子（虽然被软禁，气势还在），“港口那帮印度工人什么德性谁不知道？装卸野蛮，偷油、换零件是家常便饭！我们接收时已经尽力检查，但怎么可能做到尽善尽美？这些损耗难道要算在我头上？”

林安静静地听着，任由官全斌宣泄着他的“委屈”和“愤怒”。她不时根据手头资料提出一些更具体的问题，比如某个特定时间段的油料消耗异常、某批武器的去向记录模糊等等。

官全斌的回答始终围绕着那几个核心论点：美方打压、下属疏忽、战时混乱、客观困难。他极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为部队殚精竭虑、却因外界因素和内部管理不善而“背锅”的形象。然而，在他的辩解中，林安敏锐地捕捉到了多处逻辑上的矛盾、时间上的混乱，以及对关键细节的刻意回避。他眼神闪烁，言语激动，却始终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来反驳那些具体的疑点。

一小时后，林安心里已经有了底。官全斌大概率不是那种一手遮天、鲸吞国帑的巨贪（或许没那个胆子和能力），但他绝对不干净。利用职权搞些好处、对下属的贪腐行为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可能亲自参与了某些物资的违规处置……这些几乎是肯定的。他的极力否认和漏洞百出的辩解，反而坐实了“有问题”这个判断。

她放缓了语速，语气中似乎带上了一丝理解：“官师长，你刚才提到战时后勤的种种困难，我也略有耳闻。比如美方物资运抵后，从港口到仓库再到一线部队，中间环节多，交接手续是否都有一套明确、统一且能在实战条件下有效执行的标准作业流程？”

官全斌一愣，没想到她话锋突然转到这里，下意识地顺着说道：“标准流程是有，但都是纸面上的！印度这边情况复杂，铁路运力不足，公路状况糟糕，加上各部门协调不畅，美方自己也经常变更计划，实际操作起来根本没法完全按规定走！”

“也就是说，” 林安顺水推舟，“在实际操作中，为了保障前线急需，可能存在一些为了效率而简化手续，甚至口头调拨、先用后补的情况？”

“这……这肯定是有的！” 官全斌立刻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打仗嘛，人命关天！有时候前线等着油料救命，难道还非得等后方把所有单子都盖好章才送过去？那不是贻误战机嘛！”

“那么，关于人员素质问题，” 林安继续引导，“据我所知，驻印军扩编迅速，很多后勤、仓储岗位都是由国内紧急补充或由战斗部队转调，是否普遍存在专业训练不足、对美援物资管理规程不熟悉的情况？”

“林上校你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官全斌显得激动起来，“就是这样！很多人连英文标识都认不全，那些复杂的表格、程序，让他们怎么搞得清楚？不出错漏才怪！”

林安点点头，不再追问那些敏感的数字和去向，反而围绕着“客观困难”、“制度缺陷”、“人员素质”等方向，不紧不慢地问了下去。官全斌也似乎找到了宣泄口，大谈特谈各种不易和委屈，将责任巧妙地推给了“系统”和“环境”。

科特兹少校一直安静地记录着。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林安问话方向的微妙转变，从最初的针对性指控，变成了后来更像是对整个后勤系统问题的探讨。他微微蹙了蹙眉，但良好的职业素养让他没有表露任何疑问，只是忠实地记录着问答内容。

又过了半小时，林安看了看时间。“好了，今天的问询暂时到这里。” 她合上文件夹，语气恢复了之前的平淡无波，“官师长，你今天谈到的很多关于驻印军后勤保障体系中存在的现实困难和问题，调查组会进行核实。也请你回去后，再仔细回忆一下，看是否能提供更具体的证据，来佐证你关于物资调拨和记录方面的一些说法。”

她没有说相信，也没有说不信，更没有定性。

官全斌被宪兵带了出去，他似乎轻松了一些，但眼神深处依然充满了忐忑和不安。

审讯室里只剩下林安和科特兹，以及那个一直埋头记录的书记官。

林安站起身，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颈椎。她看向窗帘紧闭的窗口，外面已是阳光灿烂，但她心中清楚，自己刚刚迈出的这一步，是走向一片更深、更复杂的灰色地带。

真相是存在的，但它却不合时宜。而报告，那份最终要摆在魏德迈、杜聿明乃至美国国会面前的报告，必须服务于更高的政治需求。

对于这份报告，她不认为自己有错。

只是想到要放跑官全斌，她心里毕竟还是有些恶心。